本文作者
张正涛，1957年生。曾在北京大兴插队务农，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8年后赴日本东京成城大学攻读东洋美术史硕士、博士学位，并兼任东京都北区文化财考古调查队调查员。1998年移居加拿大。
知道“新三届”学子们上大学时，学校对于学生恋爱的规定吗？对当代大学生来说，校园恋情司空见惯。当可遇不可求的爱情如电光火石般发生时，爱恋双方可以张开臂膀拥抱爱情，极少受到来自校方、家庭、同学朋友等各方的干预与限制。校园恋情已然成为当今社会广为接受和认可的现象。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值“文革”结束不久，国家百废待兴，社会风气保守传统，到处都号召年轻人晚恋晚婚。有幸通过高考独木桥的“厮杀”，进到大学校园的新三届莘莘学子们，心中的头等大事是刻苦学习，花前月下的恋爱是应当忽略的，何况学校也不赞成校园恋情。那时南京大学的学生守则中，就赫然写着：“在校期间不得谈恋爱”！在这样的背景下，若还搞校园恋情，难免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叛逆之嫌，与当时依然带着政治色彩的社会风尚是格格不入的。当青涩懵懂的爱情发生时，社会的清规戒律就会被屏蔽，在他们眼前，只有爱情，没了校规。我和马骏，应该算是这样的一对吧。那时没有现在这样便利的社交工具，男女生在校园里并没有广泛接触的机缘，何况在我们文科的班级中，女生还特别少，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几率非常低。然而天上掉下来的“爱情馅饼”，偏偏就砸在了我的头上。我的校园恋情，就是在不经意间，降临了。我是北京人，学的是考古专业，毕业后的工作估计将是手持“洛阳铲”去荒郊野外的废墟古墓中求索历史；而她是南京人，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未来的工作将是在洁净的机房里探索未来。我们这一北一南，一古老一高新，原本完全不相干的两条平行线在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偶然的相遇而发生了交织。那是1981年上半年，当时我在校学生会学习部作兼职工作。南大学生会下设秘书组、宣传部、文艺部、体育部、生活部和学习部。学习部的职责除了组织各种研讨、讲座、知识竞赛之类活动外，偶尔还通过一些渠道，联系有关出版社或书商引进一些打折书销售，像《英语九百句》《托福》《世界科学》等等。
南京大学校学生会小楼
记得是期中考试的那段日子，赶巧学习部联系到一批《新概念英语》（1-4册）售卖，为了不影响大家复习应考，我们学习部的几位学生实行轮流值班卖书。某天下午轮值到我，我先把卖书广告牌竖在小楼门前，然后把几箱书从学习部搬到秘书组的大房间，将书依次摊摆在长条会议桌上，一边服务络绎不绝前来买书的同学，一边忙里偷闲看书复习。忙过一阵，清静下来，发现靠窗边坐了一位面生的女孩正在心无旁骛地埋头看书。我以为她也是来买书的，只是刚才人多，不想凑热闹吧？于是热心招呼她：“那位同学，没人了，你可以挑选书了。”而她却冷冷的回了一句：“我不买书。”不买书跑这儿待着做什么？我耐着性子问：“那你在等人吧？”答：“不，我在复习。”我便打起了官腔：“这儿是学生会，你也是学生会的吗？”没想到她回答“是”。言罢人家就扭过头去继续看书，不再理我，一付拒人千里的样儿。随后俩人沉默无语，各忙各的，互不打扰。直到晚饭时间到了，她收拾好书包准备走人，但临出门前不失礼貌的和我打了声招呼，这倒让我颇感意外。她走后，我也收拾好书摊撤了。或许是她的“冷漠矜持”，或许是她最后出门前的客气道别，这般亦冷亦热让我对她产生了莫名的“好奇心”。那次偶遇后，我就对她颇为关注了。她确实是学生会宣传部新来的，此后我便总在倾听她在隔壁宣传部和同学们的谈笑；总在关注她在南园的报廊前和他人换报纸的身影；还时而有意无意的在学生会楼道里和她打个照面，期待着她报以一个明媚的微笑……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不知何时，她已悄然走进了我的心中。虽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知道，我已有了想和她面对面交流的冲动。而我实在不是一个性格外向、风风火火的人，何况又是学历史的“老夫子”，诸如递条子、直白地约会之类的事真做不来。为了接近她，只能是落落大方的到宣传部看报纸，赶巧她在的时候，就随便聊聊天，讲讲历史掌故，引她和大家一笑。有时吃罢午饭回宿舍，如看到她正在报廊前挂报纸，就凑过去帮帮忙。由于她的钢笔字写得漂亮，所以时不时学习部有卖书账目结算表、组织活动后的总结报告等文字工作，我也会找个恰当的理由请她帮忙誊写……就这样一回生二回熟，原本两条不相干的“平行线”在我的努力下终于有了交集。此后在校园里再遇上她，我们已可以停下来聊一会儿闲天，开个玩笑调侃对方，而彼此没有丝毫违和感。转眼到了暑假前夕，我们考古专业的同学接到通知，暑假后一开学（9月初），我们将外出实习一个学期，至次年的寒假前夕返校。这就意味着我将有近四个多月不能见到她的身影、不能听到她的笑声。这不免让我有了一丝紧张：在这四个月期间，她会不会如断了线的风筝，飘向他方？赶上有一天周末傍晚她要回家，我借晚饭后顺道散步之由陪她走出校门。她家离南大不算远，步行不久就能走到。而心有灵犀，这一路我们却走了很久：先顺着南大北园东围墙外的天津路走到鼓楼广场，再沿北京东路往她家方向去，可是到了该拐进小路去她家的地方，竟然没拐，最后我们一直走到了鸡鸣寺的励士钟塔，看看已走太远了，于是再返回，往她家方向去。那个傍晚我们聊得融洽开心，海阔天空，非常惬意。而这就算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经历吧。虽是月下，但没在花前；似无浪漫，但很尽兴。没有谈情，更没有说爱，只是像遇到久未谋面的老友，任由思绪放飞，胡吹海哨，而我也达成了我的如意算盘：彼此相约，在我外出考古实习时保持通信联系。1981年9月3日，秦浩老师带领我们考古专业78级的十二名同学踏上西行的列车，于次日抵达考古实习的第一站：九朝古都洛阳。我们要在这里进行为期十天的参观学习。我原本不希望她到车站送行，怕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误解，以为我们是恋爱关系。但她坚持要送我并表示不怕我的同学怎么看她。在车站月台上，我们挥手告别，我把对她的柔情和不舍深深的埋在了心里。对于她的到来，同学们都吃了一惊。查看我9月19日在西安写给她的信，其中写到，秦老师专门为此事找我谈话，问我们的事，我告诉他我们才刚刚认识几个月，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男女朋友关系……秦老师听罢只说了小女孩不错，好好相处，但不要耽误学业，就别无他话了。老师的宽容和叮嘱让我们在以后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低调谨慎的姿态，这是后话。事实上当时我对秦老师讲的也是实情，我们只能算是比较谈得来的朋友，仅有的一次“约会”还是那么玩闹，只是后来随着书信往来的交流加深，彼此越来越信任和认可对方。那次实习的第二站是十三朝古都西安，滞留了十九天，也是参观学习；第三站是三国时期的吴都鄂城市（现鄂州市），田野考古发掘实习三十八天，发掘东晋墓葬；第四站是湖北武汉，在省博物馆进行文物整理工作四十九天。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座机也很少有，电报、长途电话费又那么贵，不是我们学生所能玩得起的。两个人相隔千里，写信是唯一的通讯手段。四个月期间我给她写了42封信，她回了我35封。行文内容由开始的拘谨、严肃到后来的随意、诙谐。所谓“拘谨”“严肃”就是我把对她的思念都用平和关怀式的语气掩盖着，在信中没有任何那种男女情感的表露和诸如“亲爱的……”小布尔乔亚式的情调。当然我们的通信也并不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那种政治口号式的语言，什么“××同志或同学，你好”，什么“战斗友谊长存”、什么“致以革命的敬礼”等等。我们之间都是直呼其名，习惯成自然，直到今天我们在家在外也都是叫名字。她是南方人说话快，叫我时常常把中间的“正”字给吞掉，以至于许多朋友一直以为我叫“张涛”。如果她一字一顿的喊出我的全名，那我可能就有麻烦了，这说明她为某事生我气了。另外，她做人比较散淡，不党无派。我尊重她，所以我们的通信无论是当年还是后来，都不谈政治，自始至终我也没有“鼓励”她积极要求“进步”，这是后话。
四个月实习期间我给她写了42封信，她回了我35封
现在这77封信既是当年我考古实习和她校园苦读的点滴记录，也是我们从普通友情到男女爱情心路历程的见证，我们一直将它们保存至今，不曾丢弃。基于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和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和麻烦，我们约定不把信寄到她们班的邮箱，而是将朋友家作为通信中转站。这种“秘密”通信方式一直持续到她1983年毕业分到北京工作之后才告结束。在此对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夫妇表示由衷的感谢。保持“低调”的通讯方式使得我们的校园恋情免受不必要的干扰；她来我往的传书，拉近了我们彼此心灵的距离。我们书信往来的过程中有一段小插曲，它差点成了我校园恋情的滑铁卢。那时大学生是“没钱”和不讲物质的年代，同时也是以诗歌为时尚的年代。虽然我不是“文青”，但被爱情冲昏头脑，居然也想“耍酷”。记得在西安时，我接到她给我回的第一封信，一时兴起，写了一首二十三行的无题“诗”，自以为可以在她面前显摆一下“文青”的格调，增加她对我的好感。没想到适得其反，我差一点收到“断交”信。事后得知，她看了我的“诗”后大失所望，认为这不是她认为的我的风格，有浅薄浮躁之嫌。她对朋友说：“不想和这个人交往了。”朋友劝：“再看看，多了解一些，别轻易下结论。”朋友让她耐着性子以观后效，同时给我来信告急，让我赶紧道歉哄哄她。朋友告急一语惊醒我这个梦中人，我意识到自己的虚荣可笑。从那以后，我写信的风格始终保持自己原有的本色：朴实、纪实、诚实，不再玩“时髦”的文字游戏。当今网络有句著名鸡汤语：“这个世界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现在经常和当年的她、现在的老婆开玩笑说，自打那次差点让我梦断西安的“无题诗事件”之后，我的生活里就只剩下离故土越来越远的远方，再也没诗什么事了。 我们在西安实习期间，正赶上有几位77级的学长在那里为做毕业论文搜集资料。临近国庆节，他们工作完毕准备返回学校。我托其中一位学长给她带了一个包裹，除了一个饼干筒外，还有一条围巾和一副尼龙手套。学长返校后到学生会送包裹，赶巧她去上课没见到人，就把东西留在了学生会。后来我向她提出送我一张她个人的照片，她就照了一张戴着那条围巾的照片寄给了我。凝视着她戴围巾的侧脸小照，当时的古都鄂城（10月2日我们的考古实习已移师到第三站——湖北鄂城）虽已秋风萧瑟，但我的内心却如春风荡漾，温暖至极。至此，心猿归林，意马有缰。我认定她就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想要寻觅的那个她。如今围巾虽已不知去向，但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我们的相册里，见证着我们的青葱年华。在武汉湖北省博物馆实习期间，我和我的同学做了一件让她莫名感动的事。在保存的信件中有如下描述：
“今天一早，为了祝贺你的生日，我邀请魏鸣、张爱冰和耿曙生一起进城（武昌，没过江）逛街吃饭。刚巧碰上有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电影《风雪黄昏》，我们没有犹豫立马买了当场票，进影院看了。
看完电影之后，我们沿街去找面馆，最后挑了一家门面还算大的馆子。
因为你属牛，我也没征求他们的意见自做主张都点了牛肉面，还买了一份酱牛肉（也算爱屋及乌吧）和几盘别的热菜。老耿抢着买了两瓶红葡萄酒，四个人丰盛一桌。大家都为你祝福，祝你生日快乐！我代表你接受他们的祝贺并谢谢他们的友情。
我这个不会喝酒的人今天破例喝了许多酒，头晕乎乎，脸红得像关公。小魏和张爱冰也喝醉了，只有老耿一人没事。他们还提议四人联名给你发个电报，祝贺你二十‘大寿’。我看大家都喝得晕乎乎的，就说算了，今天发电报你也收不到，明天收到又失去祝贺的意义。听了我说的理由，他们才作罢。
出了面馆没走多远，我就在路边吐了。走到一个水果摊时讨了一杯水漱漱口，又买了一些桔子吃，这才算好一点。
“之后我由老耿搀扶着，四人走到一家卖无线电器材的商店门口，看到店里的电视正在实况转播中美排球决赛，我们就进去站在柜台外面看。没一会儿商店里就涌满了人，看不见的就听解说员（宋世雄）的解说。这一看球，人一兴奋，酒也就醒了。我们一直看到比赛结束，女排终于战胜了大老美。
“可从店里出来，小风一吹兴奋劲一过，我又把刚才吃的桔子吐了出来。至此肚子又空空如也了。小魏和张爱冰这时也难受得要命，我们就赶快乘车回馆。我说为了你今天喝醉值得，他们几个也说为朋友的幸福醉了也值得。
我们几个大汉，就这么晕晕乎乎的晃回馆里，进了宿舍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天快黑。
现在我酒全醒了，给你写信。只是想想我们几个今天在武昌街头上的狼狈样子，一定被许多路人嘲笑。不过笑就笑吧，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们，今天痛快一天是真的……”
近40年过去的今天再重温这个情节，唤醒了我尘封已久的青春记忆。回味当年青涩的爱情和朋友纯真的友情，宛如打开一瓶陈年红酒，那缓缓漾开的醇厚和柔情依然温润着我的心田。
准确地说，我和她真正的“校园恋情”，是从我实习结束、回到学校之后才开始的。此前一直因关山阻隔而靠鸿雁传书，但天各一方，而彼此却真正走进了对方的心田。不过，学校的客观环境仍让我们不可能在校园里出双入对招摇过市。反之，我们就像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那样，谨慎低调。好在南大不是按班级、专业固定教室，只要没有授课的教室，任何年级、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在里面看书学习，先来先坐。于是白天我们各自活动，该上课的上课，没课的时候自己找教室看书。晚自习则到东南楼找位子一起看书学习。那个楼是地质系所在，一般我和她的同学都不会去的（历史系在西南楼，计算机系在北大楼），在那里上晚自习比较“安全”。记得晚上10点钟是各教室熄灯的时间，也是我们自由活动的时候。一般我们都前后脚分开走出北园，左拐汉口路到天津路往鼓楼广场方向散步溜达，有时候沿中山路往南走到新街口再折回广州路返回南园各自的宿舍。中山路那两公里长的梧桐林荫道上留下了我们读书生活中别样的美好记忆。有时散步饿了，我们就在沿街挑担卖的馄饨摊上买两碗馄饨充饥解馋。其实学校南园北门左手边小吃店里的馄饨物美价廉，味道鲜香，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小吃之一，至今在各个班级各个专业的南大微信群里也仍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当年我们为了避人耳目，从来没有一起光顾那个小吃店，只能吃走街串巷挑担的馄饨，其口感味道和小吃店的自然不可同日而语。除了馄饨，记得南园南门左手边（广州路）还有一个小素面馆，去的学生少，我们会偶尔光顾。他们的菜面和鸭油烧饼也是我们的最爱。说起南园南门（即广州路门），我的同学陈益民在他的《南大校园轶闻录》一文中说过：“我班俩男同学翻南园南门时，恰有两女生也如蜘蛛女侠般，翻门而入，身手不可小觑。”类似这种因南门关闭不得不翻门而入的糗事我俩也没少干。她擅长体育，曾是南大中长跑队队员，动作敏捷，爬高上低翻越门栏之类，身手比我还要矫健，所以我们从来不用担心回去晚了进不了校园。其实南园北门24小时都是开的，只是女生住的八舍和我住的十舍都紧靠南门里侧，翻南门即到，有时回来晚了就懒得再绕回北门。
南园南门（广州路门）和八舍（女生宿舍）
平时我们既不去看电影，也不逛街或出游，晚自习后的散步遛弯是我们仅有的在一起的浪漫时光。虽然我们一直行事低调，小心翼翼，但严峻的考验还是来临了。记得已是我大四最后一个学期的某个周日，校学生会文艺部在曙光电影院组织学生包场观看这部电影。我们自然也想先睹为快，从学生会“抢购”了两张票，两个人准备破例一起去看。到了下午，我准时进入影院，对号入座，静静地等待她的出现。但直到开映，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我有些焦急和不安，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大概开映二十多分钟，她才匆匆进来。一问方知她父亲有两张省委礼堂当天晚上《少林寺》的电影票，想和她换一下。因事出突然，她不想与父亲换票，可是也说不出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磨叽争执中耽误了时间，也让父亲起了疑心。经俩人商量，她决定向父母“坦白”，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但事情的发展出乎我们意料：虽然不是说我入不了她父母的法眼，但我们也别想此时就沉入风花雪月。她父母说她年岁尚小，不是谈恋爱的时候。她试图说服父母和我见一面，当面考察一下，被她父母婉拒。她父母表示无论对方有多优秀，在上大学期间都不能考虑！从她父母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合情合理，希望她心无旁骛，完成学业。只是这突变的局面，一下把我俩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进，便是违抗父母之命；退，两个人就要违心分手。对于我来讲我当然希望坚守，但我不能不顾及她的压力。我对她说了我的想法，也想听听她的意见。她对我说：“我不希望违抗父母之命，但我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我觉得这事也应该尊重我自己的判断。如果将来我觉得咱俩不合适，我会放弃。我不希望完全由别人替我做决定。”没有山盟海誓，也无需更多的解释，我们选择了义无反顾，继续前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她不再和家里谈及我们的关系，我们成了“地下工作者”。此后我们行事更为谨慎低调。尽管十分谨慎，还是有两次差点“露馅”。好在最终都在有惊无险中度过。第一次是有一天晚自习，因一点琐事我们发生争执，她气鼓鼓地拎书包走出教室往南园走。我赶紧大步追上她，一个劲赔不是，还说要给她买冰镇酸梅汤让她消消气。走到南园门口的时候，她突然向我做不让我追着的手势，然后大步向前走去。我环顾四周，看到了教我们中国现代史的姜老师在我右侧，我赶紧打招呼问好，和姜老师边走边聊。进了南园，与姜老师道别之后，我才又去追她。追上后才听到她紧张而生气的话语：“姜伯伯肯定听到你说给我买酸梅汤的话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她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姜老师和她父亲是老朋友，两家来往密切。姜老师的家就住在南园小粉桥，她还曾去他家吃过饭。我安慰她说，姜老师应该没注意到咱们，天黑，路上学生也多。后来知道姜老师是我毕业以后才听说我们的事情的，显然是一场虚惊。某个周日上午我送她回家，我帮她推着自行车，俩人边走边聊，来到中山路。正说着话，突然她一个激灵拐进临街的一家商铺。我愣了一下，但一没有叫住她二没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推车往前走，只是有意放慢了脚步。原来刚才她父亲推着车迎面走过来，她眼明腿快闪进商店里，而他父亲又不认识我，当然我也不认识他，就这样我和未来的老丈人迎面擦肩而过，再一次有惊无险。 到了7月份，我已做完毕业论文，处于毕业分配的等待中，在校的日子屈指可数。她说在我离开南京之前到她家看看，也算认个门。那天她先回家，我按照写给我的地址走了过去。那时她家住在北极阁山脚下，离学校很近。真像地下特工接头一般，我进了大院，找到她家的楼，看到她家窗台上放了一盆兰花，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表示她家中无人，可以安全前往。那是我们认识后我第一次到她家，虽然不那么堂而皇之，但我还是非常感激她对我的信任。在她期末考试结束后，我们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了放松一下考试带来的紧张情绪，我们去了中山陵游玩。我也借机“显摆”一下我们考古专业的“特长”：拍照，自己冲胶卷和洗、放照片。
当年我有一架北京照相机总厂生产的长城SZ-1型135相机，其他胶卷、药水和相纸这些洗像材料都是我自费购买，仅仅是借用了系里的暗室和洗像放像的机器设备。
记得是7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正在学校大门口拍照留念，碰巧看到我们历史系的老系主任韩儒林先生从校园内走出来。我赶紧上前向韩先生作自我介绍，并介绍女友，希望和先生合影留念。韩先生欣然同意。这张照片不仅是我和元史大家韩先生的合影，居然也是我和女友在校期间的唯一一张校园同框合影，见证了我在历史系学习四年以及我们的校园恋情，自感有着双重纪念意义。
最初的毕业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到山东省博物馆。我没能回北京，更无望留在南京，心里非常沮丧。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后，她表现得非常平静，看我情绪低落，她拉起我的手，轻声安慰我：“没关系，你先去，明年我再争取分去。实在不行，咱们一起要求去西藏，准保比在内地两个城市之间调动要容易。不管你去何地，我将与你同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在哪里工作和生活都无所谓。”她的表白让我一下振作起来，坦然面对现实。而随后毕业，我去了北京；再后来，又去了日本东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最后又落足于近似乡村的加拿大渥太华。无论在天涯海角，我都始终记得她说过的这句话。1982年8月3日，我踏上了北行的列车，人随列车飞速北上，但心却依然留在了南京。因为那里有我的牵绊，有我的恋人，我们两情相悦、两心相依。在校园，我们见证了对方最清纯、最本色的模样。尽管我们以后的恋爱之路曲折而漫长，但这美好的校园恋情，为接下来我们步入婚姻，以后走出国门，现在牵手偕老，奠定了最夯实的情感基础。1983年8月她毕业分配至北京工作，至此，我的校园恋情终算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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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